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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場域與媒體場域并不是非此即彼——評浙江大學《優秀網絡文化成果認定實施辦法(試行)》

時間:2017/9/20 11:10:35|點擊數:

  日前,浙江大學發布了《浙江大學優秀網絡文化成果認定實施辦法(試行)》,規定在校師生在媒體及其“兩微一端”發表的原創作品,根據其傳播效果和影響力,將可被認定為優秀網絡文化成果,可等同于國內權威、一級、核心等學術期刊論文,并納入晉升評聘和評獎評優。作為國內名校,浙大這一規定引發了輿論對于當前學術評價體系以及學術與媒體關系的重新思考。

  學術界對于媒體的態度向來十分審慎。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就曾經在其著名的《論電視》一書中指出:新聞媒體具有強大的結構效應,內在于媒體的“煽動性的邏輯”代替了學術強調的“內在批評”,會限制和扭曲學術表達。

  但與電視不同,互聯網的興起標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其多元化的渠道與超高的效能為學術觀點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對學界的傳統信息發布方式帶來很大挑戰。浙江大學的“網絡文化成果新規”嘗試打破學術場域與媒體場域之間的藩籬,可以看作學界對于這一挑戰的正向反饋。

  實際上,現代知識分子本身就具有自我超越與關懷社會的公共特質,依托自己的專業背景,在輿論場中向公眾發聲,是學者們轉化自己的研究、體現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價值的重要途徑。早在十年前微博等自媒體出現前后,就興起過一陣“公知熱”,大量具有學術背景的網民開始向公眾提供觀點和意見;而時到今日,媒體對“專家”的需求可以說是有增無減,甚至今日的“專家”這一詞語的意義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媒體重新定義的。從這個角度看,浙大的新規定探索了學術評價體系與媒體評價體系是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性,即知識通過媒體傳播產生的社會效果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與學術界的內部評價結果進行“兌換”和“變現”,學術場域的“知識邏輯”和媒體場域的“傳播邏輯”是否能夠對接?

  首先,我認為學術場域與媒體場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在維護學術標準的基礎上,少數優秀的“網絡成果”未必不能當成學術成果來評價。

  其次,學術場域具有相當強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具有穩定的運行機制。而從格局來看,這些“互聯網成果”通常是學術研究和學者思考的副產品,不會也不可能成為學術的主流;從評判標準來看,網民的點擊率和眼球也不會成為評判學術成果價值的主要標準。

  第三,學者參與媒體傳播,對于科研的確具有輔助性的作用。以網絡為平臺發布研究成果,尤其適合一些實驗性、邊緣性、個體性的研究選題。這些研究在傳統的學術空間中往往受到冷遇,如果他們能夠在網絡空間成功引起公眾的重視,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形成對學術話語的“倒逼”,從而獲得一些學術資源,對于研究者來說也不啻為一件好事。

  第四,媒體場域與學術場域經常出現相互滲透、反饋的關系。尤其是學術觀點和學術概念經受過媒體和公眾輿論的試煉后傳播能力會更強。例如,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就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在云南教書時應《世紀評論》雜志之邀所寫的連載專欄,其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等概念已然成為經典;而媒體背景的學者吳思先生發明的“潛規則”概念,也成功進入了中國人的日常和學術話語體系。

  總之,對于這種試驗性的“成果互認”,公眾還是應該持一種開放性的態度,學界內部也應該“讓子彈再飛一會兒”,給予浙江大學一些時間,觀察規定的實施是促進還是阻礙了學術發展。如果在實踐中浙江大學真的形成了系統的、行之有效的評判標準,我們大可為之高興;而如果其在事實上引導了科研人員、學者成為點擊率和閱讀量的追逐者,那考驗的將是學術界捍衛學術價值的決心和自我凈化的能力。

來源/作者:社會學所/莊弘泰 責任編輯: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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